原标题：​李国庆被拘留，当当网夺权白热化带来什么教训？

当当网控制权争取战仍在继续。

7月8日晚，北京市向阳区警方公布针对李国庆率人进入当当网“拿走”资料一事的处置惩罚结果。

通报称，7月7日7时许，违法举动人李某庆（男，55岁）纠集他人，在向阳区静安中心某公司办公场所内，采取强力开锁、限定他人人身自由等方式扰乱了该公司正常事情秩序。目前，向阳公循分局已将李某庆等4名违法举动人依法行政拘留。

7月7日，当当网官方微博称：李国庆再次诉诸武力，带20多人，清早强行进入当当网，撬开多处保险柜。

李国庆则通过微博表示：自己携董事及署理CEO、政府事件副总、人力资源副总、市场副总、财政法务副总等依法接受当当网并开始办公，希望俞渝配合交接。李国庆称，“信赖司法公正。”

截至发稿，《财经》多次联结李国庆与俞渝，均未得到双方回应。

这已是李国庆本年第二次率人进入当当网总部。4月26日，李国庆带人到当当网“抢走”几十枚公章，并张贴《告当当网全体员工书》，称已全面接受公司，卖力公司谋划管理。

自2019年初李国庆与俞渝这对伉俪档“拆伙”，双方围绕当当网的控制权之争剧情不停。在“拿资料”“抢公章”之前， 还曾上演过“八王议政”“当众摔杯”“撕破脸”等令人侧目的戏码。

在企业界人士看来，当当网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首创人伉俪关系，事实上已经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影响到该公司的正常运行。

在“庆渝年”闹剧之外，许多企业界人士更为存眷的是：李国庆与俞渝之争给其他公司的治理带来什么启示？正在修订的《公司法》能否防止类似的“宫斗”戏码？

近日，针对当当网纠纷及背后袒露出的公司治理等相干问题，《财经》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峰举行了专访。

邓峰主要的研究偏向为公司法、经济法总论、法律经济学、民商法总论等，是公司法领域的知名专家。

李国庆大概率难以夺回控制权

《财经》：7月8日晚警方公布通知，李国庆等4人被拘留。为什么此前在“抢公章”时，李国庆没有被拘留？

邓峰：这一次，警方可能认为存在着暴力或者强行撬开等不妥举动。这和前面的判断差别，也可能算是一种纠正。但也可能是警方认为产生了两次类似举动，情节严重。

《财经》：在您看来，上一次李国庆“抢公章”的举动是否涉嫌违法？

邓峰：关于李国庆的举动是否违法，应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应该思量公司的控制权究竟是谁在掌握。如果公司的控制权仍然在俞渝手里，那么李国庆就无权占据公章，如果李国庆强行占据，就是违法举动；第二，应该思量在双方打仗历程中是否存在暴力举动。

警方通过观察，认为在整个历程中不存在暴力举动，由此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但是无法回答第一个问题，即不能判断李国庆占据公章是否是违法举动，这是由于警方无法判断现实控制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通过法院的途径。

那么，在不能完全回答两个问题的情况下，应该做出维持原状的决定，即保持其时的公章归属，而不应该允许李国庆拿走公章。否则很可能引起人们的误解，认为实在李国庆拥有公司的控制权。

《财经》：4月26日，李国庆从当当网“抢公章”后宣布自己为新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及总司理，到7月7日，强行接受公司。外界最存眷的问题之一就是李国庆能否乐成控制当当网，您能从法律角度分析一下这种可能性吗？

邓峰：在法律中并没有关于控制权的明确界说。如我前面提到的，人们一般会认为，掌握公司的公章、财政章、公司账册、财政资料和其他紧张档案质料就是掌握控制权的体现。但现实上，掌握上述质料并不等同于掌握控制权，控制权根本上是正当性的问题。

李国庆想要成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及总司理，其条件是董事会和股东集会决议的认可。只有董事会和股东会依照正当程序召开，而且做出支持李国庆的决议，且决议有用，李国庆才能担任这些职务。以是，李国庆是否能掌握控制权主要有两个“关隘”：第一，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程序是否正当？第二，表决结果是否有用？

关于上述两个问题，还需要更多过细的法律判断。前段时间俞渝已经向法院起诉李国庆，至于双方股权比例简直定、公司章程的划定等详细的法律判断，还需要通过法院才能确定。不外就目前情况来看，李国庆只讲了股权比例这一个条件，而且这个条件另有很大的争议，因此大概率李国庆难以如愿。

《财经》：面临李国庆“抢公章”“抢资料”的举动，俞渝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回手呢？

邓峰：俞渝可回手的方式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报警；第二个就是向法院起诉李国庆。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两方面她都已经做了。

“抢公章”为什么会给俞渝一方带来困扰

《财经》：李国庆之前“抢公章”的举动给当当网造成很大的影响。公章在中国公司治理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邓峰：在汗青的条件下，行动各方无法辨认命令、授权的归属，因此产生了公章，它代表了一种权利的来源。目前，公章掌握在谁手中，涉及的是谁可以代表公司的问题。

随着期间的发展，公章在许多国度的作用都在弱化。许多国度已经放弃了“只有公章能代表公司”这一说法。英国甚至在2006年破除了公章制度，接纳了另外的治理体系。

目前，中国在一定水平上也在弱化公章的作用。在革新开放初期，中国坚持“只有公章能代表公司”。但随着公章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渐渐出现了“签章”的情势，就是具名和公章中具备一个就可以被认可。但中国并未像刚刚提到的英国等西方国度发展出另一套治理体系，以是依然十分依赖公章。

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围绕公章而产生的纠纷数不胜数，伪造公章、偷公章等举动十分常见。

公章问题反应出中国《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代表权的划定存在问题。我认为，公章代表的是一个陈旧落后的制度，应该被破除。

《财经》：您刚刚提到的另一套治理体系指的是什么？

邓峰：在英美等国度，公司设置有专门的公司秘书。公司秘书通常是法律专业身世，其职责是包管公司的运行切正当律，切合章程，也切合公司自己的相干划定，从而包管公司决议的正式性与正当性。好比，确认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是否有用，相干决议是否切合公司章程等都属于公司秘书的职责。

如果存在公司秘书，那么在当当网事件中就可以由公司秘书来判断李国庆所召开的董事会与股东会是否有用，进而判断李国庆的任职是否有用，是否有权接受公司的公章、财政章、公司账册、财政资料和其他紧张档案质料。但是，由于缺少了这个脚色，李国庆相干举动有用与否就必须等候法院的讯断，但法院的诉讼程序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以是公司治理就会出现相应的空档期。

《财经》：中国的公司为何没有设置公司秘书这一脚色？

邓峰：这和汗青与现实都有关。从汗青上看，英国公司发展的最初期，就设有总裁、秘书和管帐。而中国的公司发展主要鉴戒的是苏联经验，只有管帐被单独分出来，而并没有设置单独的公司秘书。

别的，中国目前存在的法人理论也导致这一情况的出现。法人理论主张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主张将权利集中于一小我私人，没有分权。这也导致类似于公司秘书的职务在公司中没有被单独设置。

《财经》：您刚刚提到中国目前出现了“签章”的情势，具名和公章有一个就可以被认可。如果根据这一说法，完全可以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具名来取代公章。为何李国庆夺取公章的举动还会给俞渝带来困扰？

邓峰：起首，必须夸大的是，有用的“具名”是法定代表人的具名，以是“签章”的情势实在依然是现行法人理论的体现，法人制度并没有产生根天性的变化，只是有所放松。

其次，法人具名与公章具有同等效力的划定主要是存在于合同法当中，公司在一样平常运作时一般可以用法人的具名来取代公章。但是，在企业和政府打交道的历程中，政府会更多地认可公司的公章而非法人的具名。好比，中国建立了日益完备的信用评价体系，在企业运作中经常需要得到政府简直认，以是客观上增长了对公章的依赖水平。以是李国庆拿走公章才会给俞渝带来云云大的困扰。

修订《公司法》能否解决类似问题？

《财经》：李国庆和俞渝围绕当当网的争取已经连续很长一段时间，有没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两人的争端？

邓峰：一般的“伉俪店”在创业初期一起持股，但随着公司发展会吸纳新的股东，因此可能会渐渐降低其中一人的股权比重。而在当当网事件中，伉俪都保持了控制权，但两小我私人又丧失了信托，且伉俪产业没有支解，因此当当网处在两人配合控制的状态。

当当网的问题现实上是由未支解的伉俪共有产权对公司的配合控制所造成的。以是，其终极解决照旧需要依赖仳离将产业支解清晰，否则纵然俞渝解决了“抢公章”“抢资料”等问题，只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控制权的归属，李国庆就还可以用别的方式继续和俞渝争取当当。

《财经》：当当网事件能给其他的公司怎样的启示？

邓峰：起首，由于现行的法律的缺陷，类似“抢公章”的事情是防不胜防的。想要根本解决问题，就必须通过改变《公司法》，或者接纳分权模式，或是认可公司秘书的正当性和有用性；其次，应该注意伉俪产业的共有状态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一旦出现类似情况，应该尽早做出相应的摆设。这也是给其他“伉俪店”的启示；末了，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应当尽量减少公司对公章的依赖，尽量使公章变得“中立化”。

《财经》：那么，现行的《公司法》有着什么样的不足？

邓峰：中国的公司在法律上有两种脚色。第一种脚色是公司，由其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形成了三角结构，其权利也分散于三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司现实上实行的是分层的、分权的团体决议机制。

第二种脚色是用中国的法人理论解释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对外代表、对内管理、公司财政等险些各个方面都能一小我私人说了算，固然也要负担终极责任。目前，公司受法人理论限定过多，《公司法》也通过不停修订，实验挣脱法人理论的束缚。

公司同时具有以上两种脚色，就导致了“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法人制度并存的局面。当当网事件中 “只认公章不认人”的情况也是因此而出现的。公司受法人理论的制约过多，这也反应了当年制订《公司法》不是根据公司一样平常的商业需要，而是从方便管理的角度思量。

两种脚色兼具的状态也导致了中国公司缺乏公司秘书这一情况，而且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这部门内容在前面已经谈到了。

《财经》：正在修订的《公司法》有可能认可公司秘书的正当性吗？

邓峰：这我还没有措施做出预测，可能认可的几率是50%。目前，上市公司中参照公司秘书设立了董事会秘书，可以看作是没有公司秘书的一种替换性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公司照旧管理者，实在已经都熟悉到了公司秘书的缺失所带来的问题。

但是，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惯性，改进现行的《公司法》，使之更顺应公司的现实治理需求，仍然需要一定的积极。这也需要宽大企业家的支持，不能仅仅依赖学者的积极。